▲ 界面新闻记者 | 查沁君 界面新闻编辑 | 宋佳楠
导语
“当前家庭教育面临的最大危机，是家庭教育观的扭曲。”
2月25日下午，在由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问向实验室、中译出版社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家庭养育环境研讨会上，北京师范大学国家高端智库教育国情调查中心主任张志勇发表了上述观点。这一观点引发了与会专家学者的广泛共鸣，也再次将中国家庭教育的深层次问题暴露在公众视野之下。
在他看来，过去的家庭教育完全成了学校教育的附属物，课程、作业、考试问题都外溢到家庭环境里，“我们已经彻底陷入升学主义的陷阱”，导致家庭教育丧失其独立性和应该承担的责任。这一判断并非危言耸听，而是基于大量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
一、大数据揭示的家庭教育真相
大数据可以更好地佐证这一观点。上述研讨会发布的《家庭教育蓝皮书（2024）：中国家庭养育环境报告》（下称《蓝皮书》），基于34万全国各地家长的调查数据，对中国家庭的养育环境进行分析比较。这份报告是国内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家庭教育状况调查之一，其结果令人警醒。
知行不一的家长群体
《蓝皮书》显示，受访家长在家庭教育上存在“知行不一”的情况，即认知符合现代教育理念，但情绪与行为却无法跟上。这是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发现：家长们明知正确的教育方式，却在实际行动中背道而驰。
具体来看，75%受访家长认同拥抱等肢体语言表达对孩子的爱，这一比例说明绝大多数家长都认同情感表达的重要性。65%家长赞同应让孩子自己做决定，表明家长们在理念层面也认可培养孩子独立性的必要性。然而，当视线转向实际行为时，情况却截然不同。
焦虑情绪笼罩下的家庭教育
在实际行为层面，80%的家长对孩子的学业表现感到焦虑，这一比例高得惊人。学业焦虑已经成为横亘在亲子关系之间的一道无形屏障。60%的家长时刻担忧孩子出现意外，这种过度保护的心态，实际上反映了家长对孩子安全问题的过度敏感。45%的家长经常过分插手孩子做的事，这种行为模式剥夺了孩子探索世界、积累经验的机会。
更值得关注的是，父亲群体的焦虑问题比母亲更为普遍。《蓝皮书》显示，焦虑问题在受访父亲中更为普遍，比例高达七成，远高于母亲的焦虑比例。且男孩家长更为焦虑，对孩子的行为干涉也最为普遍。这一发现颠覆了传统印象中“父亲更理性、更宽容”的认知。
二、四重危机：家庭教育面临的深层困境
除了家庭教育观扭曲外，张志勇还提到其它三重危机，这些问题相互交织、彼此强化，共同构成了当前中国家庭教育面临的系统性挑战。
危机一：家庭教育观的扭曲
家庭教育观的扭曲是当前最根本的问题。在“升学主义”的裹挟下，家庭教育逐渐丧失了其本体功能沦为学校教育的延伸和附庸。
在现实生活中这种扭曲表现得淋漓尽致：孩子们放学后不是回家休息、游戏或与家人交流，而是继续“上学”——完成学校布置的家庭作业、家长额外安排的课外练习、各种学科培训机构的课程。原本属于家庭生活的温馨时光被学业填满，亲子之间的情感交流空间被挤压殆尽。
案例呈现：
北京海淀区某小学生小明的作息表曾引发广泛关注：周一到周五，每天晚上都要完成学校作业2小时、家长布置的练习1小时、周末还要参加奥数和英语培训班。放学后的“家庭时间”几乎完全被学习占据，周末更是比平时还忙。这样的生活节奏，别说孩子，连家长都疲惫不堪。
张志勇尖锐地指出：“我们已经彻底陷入升学主义的陷阱”。在这个陷阱里，分数成为衡量孩子价值的唯一标准，升学成为家庭生活的核心目标，家庭教育本身的多元化功能——品德培养、人格塑造、情感发展、社会化训练——被严重边缘化。
危机二：父母角色的缺位
家庭教育的主体角色——父母的缺位，是第二大危机。尤其是农村留守儿童群体，他们的家庭教育状况令人担忧。
根据民政部最新数据，全国共有农村留守儿童约600万人。这些孩子因为父母长期在外打工，从小就缺乏父母的陪伴和关爱。他们大多由祖辈照看，老人能够提供的更多是生活照料而非教育引导。即便父母有心关注孩子教育，受限于通讯条件和时间精力，也难以做到有效的亲子沟通和家庭教育。
案例呈现：
在贵州某乡村，12岁的小芳（化名）已经三年没有见到父母了。她的父母在广东打工，每年春节才能回家一次。平日里，她和读初中的哥哥由70多岁的奶奶照顾。奶奶不识字，无法辅导作业，更不懂什么是家庭教育。“孩子只要吃饱穿暖、不生病就行”，这是奶奶的育儿观。小芳的学习全靠自觉，但进入青春期后，她变得越来越沉默内向，学习成绩也逐年下滑。
即便在城市家庭，父母缺位的问题同样存在。“隐形陪伴”——父母虽然与孩子共处一室，却各自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刷手机、看电视、处理工作，真正意义上的亲子互动少之又少。这种“人在心不在”的陪伴状态，同样是父母缺位的表现。
危机三：时间和空间的匮乏
第三重危机是家庭教育时间和空间的匮乏。具体表现为：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功能被不合理地往学校转移，家庭陪伴时间被学习任务蚕食。
“课间十分钟的消失”是这一问题的典型缩影。张志勇谈及这一热议话题时指出，学校苦于场地条件和校园伤害问题，而家长对校园伤害的容忍度太低，导致学校不得不压缩学生的活动空间和时间以规避风险。“非友好的家校关系给学校教育带来极大压力”，这一判断切中要害。
案例呈现：
上海某小学的张老师讲述了她的困惑：有一次课间，学生在走廊追逐时不小心摔倒，膝盖擦破了点皮。家长冲到学校理论，要求学校承担全部责任并赔偿。从那以后，学校要求学生课间只能慢走，不能奔跑。这让张老师很无奈：“我们也想让孩子多活动，但实在担不起责任。万一再出事，谁来保护我们？”
家庭空间同样在萎缩。城市住房条件的限制、升学压力下的时间挤压，使得孩子在家中的活动空间和自由时间都在减少。曾几何时，孩子们在弄堂里跳皮筋、在院子里捉迷藏、在田野间追逐嬉戏——这些宝贵的童年记忆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培训班和电子屏幕取代。
危机四：外部环境的深刻变化
“十年来家庭教育面临的外部环境已发生变化，包括人工智能时代的出现，对学习方式的挑战，以及未来社会职业形态均有影响。”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指出。
这一危机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当ChatGPT等人工智能工具横空出世，当知识更新的速度越来越快，当传统职业形态面临颠覆风险，家庭教育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惑：该培养孩子什么能力？该如何应对不确定性增加的未来？该如何看待学业成绩与综合素养的关系？
熊丙奇提到现实中的家庭教育呈现三大状态：一是更焦虑，隐形变异学科培训野蛮生长，应试教育的市场需求依然旺盛；二是更功利，破除唯分数、唯升学的改革被功利教育观、成才观绑架，家长嘴上说“不在乎分数”，实际行为却诚实地追逐应试；三是更复杂，家庭教育需求呈现个性化、多元化的特点，但教育供给无法有效满足。
三、不同学段的焦虑分布
就不同学段而言，《蓝皮书》提供了详尽的数据分析，揭示了各阶段家庭教育的不同挑战。
初中生父母最焦虑，比例达64%，其他学段为58%。这一数据印证了“初中学段是家庭教育最关键时期”的判断。初中阶段正好处于青春期，孩子生理心理都在发生剧烈变化，学业压力骤增，同时还要面对中考分流的重压。多重因素叠加，使得这一阶段的家庭教育格外艰难。
初中生父母干涉孩子行为最多，受访者占比过半。他们试图通过更多的管控来“帮助”孩子，却往往适得其反，加剧亲子矛盾。
小升初阶段是问题高发期。出现心理问题孩子的比例从10%上升到20%。这一跃升幅度触目惊心，意味着每10个小升初的孩子中，就有2个出现心理问题。升学压力、环境变化、人际关系调整、学业难度提升——多重因素交织，使得这一阶段成为家庭教育的高风险期。
《蓝皮书》调查还发现，小学阶段，家庭教育可为孩子身心健康打下基础。初中阶段，家庭教育对孩子心理健康状况影响最大，是最为关键的时期。而家庭教育在高中阶段的保护作用明显减弱。这一发现提示我们，家庭教育的介入时机很重要，越早越有效。
四、70年政策演进：从“家庭教育”到“依法带娃”
家庭教育一直是国内教育领域重点关注的对象。回顾历史，这一领域的政策发展经历了漫长的演进过程。
1952年，教育部颁发的《幼儿园暂行规程（草案）》首次提出“家庭教育概念”，这是中国官方文件首次涉及家庭教育领域。
此后数十年间，家庭教育政策处于缓慢发展状态，主要依靠宣传倡导和行政引导，缺乏系统的制度设计。
2022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实施，这是中国首部关于家庭教育的专门法律，标志着家庭教育从“家事”上升为“国事”，从“自由发挥”转向“依法带娃”。
整整70年的时间里，国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力图提升家庭教育质量。从政策倡导到法律规范，中国的家庭教育走过了一条曲折的发展道路。
但效果并不尽如人意。当前中国的家庭教育焦虑已成为常态，《家庭教育促进法》的实施效果尚待显现，家长们的教育焦虑并未随着法律出台而缓解。
“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已经越来越显而易见，并多有政策支撑。当下的问题是缺乏实证研究以及据此的分析研究，提出相应的实施策略尤为重要。”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副会长、教育部首任新闻发言人王旭明在研讨会上称。这一观点直指问题核心——政策框架已经搭建，但落地实施的方法路径仍然模糊。
五、商业力量的探索与局限
政府和学校之外，头部教育企业等社会力量也对家庭教育有所布局，尝试在这一领域寻找商业机会。
早在2008年，新东方就成立了家庭教育研究与指导中心，尝试将业务从培训辅导延伸至家庭教育指导。好未来也开放了家庭教育相关课程，试图在学科培训之外开辟新战场。这些头部企业的布局，客观上推动了家庭教育理念的传播和服务供给的增加。
还有部分企业在职业培训上寻找商业机会，提出“家庭教育指导师”考证服务，曾一度出现“家庭教育指导师达年薪50万”的宣传噱头。这一现象反映了市场对家庭教育专业人才的旺盛需求，但也存在炒作概念、过度营销的嫌疑。
然而，家庭教育业务在商业机构的宣传口径上大多带有“公益”性质，其商业化相对有限。艾瑞咨询在《2020中国家庭教育行业研究报告》中分析了这一现象的深层原因：家庭教育属于低频率、要求高、服务周期长的行业，消费行为不能随时发生。不同于学科培训那样高频刚需，家庭教育服务的付费意愿和付费能力都相对有限。
同时，部分家庭教育企业管理水平落后，对加盟者审核不严格，导致服务水平参差不齐。其行业供应链涉及品类繁多，小型企业难以为继，初期投入大，打不起价格战，难以发展扩大。这些行业痼疾制约了家庭教育市场的健康发展。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曾对界面教育表示，家庭教育不可能完全依靠市场，还是要以政府为主。这一判断切中要害。家庭教育具有公共属性，不能完全市场化运作；但完全依赖政府供给，又难以满足个性化的家庭需求。如何平衡政府主导与市场补充的关系，是未来政策设计需要思考的问题。
《家庭教育促进法》强调“国家责任”和“社会协同”，并不排除一些专业机构采用市场化的方式。但如果机构采取过度营销、炒作焦虑，最后让家庭付出更高的成本，这样也会带来新的问题。政策设计需要在鼓励市场参与和防范商业化过度之间寻找平衡点。
六、出路在哪里？
面对四重危机，中国家庭教育的出路在哪里？这是一个需要政府、学校、家庭、社会共同思考和探索的系统性课题。
首先，需要转变家庭教育观念。要认识到家庭教育不是学校教育的延伸，而是具有独立价值的人生教育。品德培养、人格塑造、情感发展、社会化训练，这些才是家庭教育的本体功能。当家长不再只盯着分数，家庭教育才能回归正道。
其次，需要改善家校关系。学校和家长不是对立关系，而应该是合作伙伴。需要建立互信机制，增强沟通协作，共同为孩子创造良好的教育环境。课间十分钟的问题，根源在于责任划分不清，需要通过制度设计加以解决。
第三，需要关注心理健康。小升初阶段20%的心理问题率是一个严肃的警示。家庭教育不能只关注学业，更要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要给孩子留出玩耍的时间、喘息的空间、试错的机会。
第四，需要善用科技力量。人工智能时代的家庭教育，应该更多地培养孩子的创新能力、批判思维、人际沟通等机器难以替代的能力。家长需要更新教育观念，与时俱进地调整培养目标和方法。
《家庭教育促进法》的实施为这一领域提供了法律保障，但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如何将纸面上的法律条文转化为实际的家庭教育改善，需要持续的探索和努力。
正如与会专家所言，家庭教育问题“知易行难”。认识到问题所在只是第一步，真正的挑战在于行动。让我们期待，在政府、学校、家庭、社会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的家庭教育能够走出困境，迎来真正的改变。
来源：界面新闻（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10840943.html）
